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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今崔相公（崔祐甫）又病笃，朝中大权恐怕要落入杨相一人手中了。”

    李诵捻起一枚白子放入棋盒之中，微笑道：“待诏何意？”

    “自古相权操持于一人之手，岂是好事，李林甫、杨国忠、元载俱为前车之鉴啊，一旦权柄集于一人之手，他们难免会网罗党羽，排除异己、祸乱朝纲。

    更何况杨炎还是元载一手拔擢的，臣估摸着他掌权之后，定会对朝中的忠直之士打压报复！”

    李诵听完之后，沉吟片刻，抬头望向王叔文，道：“当不至于如此吧。”

    王叔文苦笑道：“杨炎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，此番重回中枢，不知道要生多少波澜。

    不说别的，便是要改革税法，改“租庸调制”为“两税法”，就不知要动摇多少世家豪族的利益，自战国以来，秦汉魏晋、后魏后周后齐隋唐哪朝哪代的赋税制度不是以人丁为主，而他却提出什么“唯以资产为宗，不以丁身为本”，如此一来，世家豪强岂能善罢甘休。”

    李诵皱眉道：“你不是也常说国家需要变革吗？”

    “臣当然赞同变革，但也希望圣人能够秉承旧制一步步来，不要想着一蹴而就。”

    李诵听了这话，神色顿时严肃了许多，叹道：“国家到了这般田地，还能一步步来吗，本宫问你，你可知袁晁？”

    “臣也是浙东道人，如何不知晓此贼，此贼当年趁乱举兵，荼毒浙东浙西、江西皖南，拥兵二十万，若不是李武穆（李光弼）用兵及时，恐怕整个江南都为袁贼所吞并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可知他为何造反？”

    王叔文脸上带着些疑惑，旋即肯定的道：“无非是见天兵在北，想伸展异志，谋取一隅立足罢了。”

    “哦？是吗……本宫听说此人原是台州胥吏，上元间台州大疫，死绝户应该缴纳的田赋，分摊到其余百姓头上各户，宝应元年，官府征收天宝十三年至上元二年所欠租调，引发了民众抵抗，袁晁奉命捕捉，因同情百姓，征赋不利遭鞭背刑罚，为人推举才举兵叛乱的。

    如改为两税法，废除一切苛捐杂税，使“户无主客，以见居为簿；人无丁中，以贫富为差”，由所在刺史、县令据当时实在人户，依贫富评定等级差科（差派徭役和科税”，不按的旧籍帐的虚额（原来户籍上的人丁、田亩、租庸调数字）去摊及邻保。

    袁晁这种事便不会不会再发生了。”

    王叔文闻言，顿时冷汗淋漓，半晌没有说话，过了好久，才低声道：“便是施行两税法，可评定民户贫富的权力还是在地方官府手上，若是那些豪右门阀走通关系，最终的税赋不还是要落在贫户身上。”

    李诵登时无言以对，说到底，大唐是人治，不是法治，法令也没有严格到秦国那个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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